医院五日 Five Days at Memorial-第07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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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喵皮皮】的评论纪念医院和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造成约1800人死亡，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一个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位于新奥尔良市法国区的纪念医院（the Memorial Medical Center）在飓风袭击后是否存在谋杀？2006年7月，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下令逮捕曾任职于纪念医院的一名医生Anna Pou和两名护士，罪名是与几名患者死亡有关的二级谋杀。一年后，奥尔良行政区的大陪审团拒绝以任何罪名起诉Pou，最终这项指控被撤销。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的纪念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曾获多项图书奖的非虚构作品《医院五日》（Five Days at Memorial）的作者Sheri Fink在其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当一名救援工作者打开医院礼拜堂的木门时，死亡的气味立刻扑面而来，令人难以忍受。屋内十几具尸体静静地躺在低矮的小床和地板上，被白色的床单覆盖着。这边一缕灰发钻出床单，那边一条腿在白色的床单下扭曲变形，一只苍白的手搭在蓝色长袍上。几天内，这一触目惊心的场景成为了调查的焦点。飓风切断了电力和自来水，使医院内的温度升至100华氏度（38摄氏度）以上。尽管如此，调查人员仍对临时太平间里的尸体数量感到惊讶，并且震惊地获知，有医疗工作者指控一位声誉良好的医生和两名受人尊敬的护士通过给某些患者注射致命剂量的药物来加速他们的死亡。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最终从纪念医院搬走了45具尸体，这一数字超过了城市中被淹没的任何同等规模的医院。”2005年9月9日，被洪水包围的纪念医院的鸟瞰图。（Kathy Anderson/The Times-Picayune/Landov）新奥尔良市地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是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著名港口城市。路易斯安那最初是美洲原住民纳奇兹、马斯科吉和乔克托人的土地。16世纪西班牙人抵达这里，并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定居下来。17世纪初法国人宣布路易斯安那为法属领地，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又将其割让给西班牙，直到1803年被美国政府收购。南北战争前新奥尔良曾是美国第三大城市，吸引了大批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开垦种植园，发展糖业、棉花及奴隶贸易。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位置造就了新奥尔良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如今它仍是墨西哥湾最具魅力的港口城市。新奥尔良市波旁街然而由于新奥尔良的平均海拔低于海平面，加之被湖泊和河流环绕形成了一个碗状洼地效应，城市的扩张又改变了土质和密西西比河流向，使本可以防止城市继续下沉的淤泥大量流失，土地沉降又造成海水侵蚀天然保护屏障——湿地，多年来该市一直是飓风的重灾区。2005年8月31日，一艘飞艇驶向新奥尔良的纪念医疗中心。（Bill Haber）纪念医院就位于新奥尔良市法国区西南五公里处，负海拔一米。这家受人尊敬的社区医院横跨一个“Double-Shotgun Houses”（美国南部的一种住宅建筑风格）社区，距离上城区的高档豪宅只有很短的步行路程，它为多样化的客户提供服务。该医院建于1926年，几十年来被称为南方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在1995年被总部位于达拉斯的商业连锁医疗机构Tenet Healthcare收购后更名。几代人以来，纪念医院坚固的墙壁在飓风威胁时都起到了避难所的作用，直到卡特里娜飓风改变了这一切。据媒体的相关报道，卡特里娜飓风冲垮了原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设计建造的新奥尔良堤坝系统，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土木工程灾难。庞恰特雷恩湖（Lake Pontchartrain）倒灌进新奥尔良市区，导致了前所未有规模的洪水。面对巨灾，布什政府缺乏行之有效的应急预案和明确的领导、协调机制，联邦、州、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救援组织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沟通，新奥尔良的救援陷入了混乱和效率低下。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的头几天，有2000多人被困在纪念医院，包括200多名患者和600多名员工。一开始水位还没有漫过备用电机，医院尚可通过备用电机给照明和急救设备供电。但由于溃堤和救援不力，洪水上涨，人员没有被及时转移，医院迎来了断电、高温和物资短缺。医护不得不用手摇纸板、湿毛巾来给患者降温，用备用电池和氧气袋维持需要呼吸机的患者的生命。条件迅速恶化，电力逐渐用光，气温飙升至38摄氏度以上，患者相继去世。与此同时可怕的传言和外面的枪声也使人心惶惶：传说新奥尔良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暴徒射杀救援人员，抢劫、杀戮、强奸等犯罪充斥着整个城市。医院管理者向外界呼救，但在头几天只有零星的直升机和船只前来帮助疏散，食物和水开始短缺，在预见不到尽头的等待中，恐慌和不安像病毒一样在人群中蔓延开来。2005年8月31日，一艘飞艇驶向新奥尔良的纪念医疗中心。（Bill Haber）经历了几次失败的疏散后，医生和护士不得不为剩下的患者哪些该被优先撤离，哪些该放在最后撤离做出选择。最后他们采取了非常规的分诊策略，决定将所有患者分成三组，那些健康状况相当好并能坐起来或走路的人将被归为1类，优先疏散。那些生病并需要更多帮助的人是2类。最后一组患者被分配到3类，并计划最后疏散，该群体包括那些医生认为病得很重的人，以及那些有D.N.R.指令的人。D.N.R.即Do not resuscitate，通常由患者或其医疗代理人做出决策，指在患者心跳或呼吸停止时不进行心肺复苏。实施心肺复苏术需要承担骨折、器官破裂和烧伤感染的风险，如果患者年迈，脑部受损或者已到疾病终末期，心肺复苏术即便暂时成功也无法真正挽救生命，因此很多患者和家属会签署D.N.R.指令。除此之外，也有人因为不希望被过度治疗而签署D.N.R.。请注意，“D.N.R.”并不意味着“不照顾”“不拯救”，也不等于同意安乐死。纪念医院为何采取如此无情的分诊策略？《医院五日》的作者Sheri Fink在面对NPR记者采访时说：“有一位医生这样描述……与其他病人相比，这些病重的患者能失去的最少。医生通常有这样的倾向——一些伦理学家向我解释过——他们的思维更偏向功利主义。如果你问他们，'谁应该接受器官移植？'他们会选择那些他们认为能从中获得最大益处的人。而其他的因素，如公平或正义，可能不会被纳入考量。因此，在灾难面前医生的行为有时会发生转变，从全力治疗每一位患者，转向更多地考虑整体人群的利益。”‍在被洪水围困的第四天，人们被告知太阳落山前必须全部撤离，夜晚医院会被暴徒占领，无法撤离的人可能遭到虐待和杀害。尽管后来的调查和研究表明对飓风之后新奥尔良犯罪的报道被夸大了，但当时纪念医院的人并不知情，他们被传言吓坏了，有些医生替一些患者做了“最好的选择”。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纪念医院有45名患者死亡，其中34名死者来自其七楼的LifeCare机构。LifeCare与纪念医院隶属于不同的两家公司，它是一家提供长期医疗照护和短期康复的机构，这里大多是重症及有复杂医疗需求的病人。值得一提的是LifeCare以帮助呼吸机的患者康复而闻名，它的目标是帮助患者取得足够的进步，可以回家或降低护理需求，而不是临终关怀机构。LifeCare租用纪念医院的七楼，虽然所属公司不同，但物理上又是纪念医院的一部分。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LifeCare的患者和员工被纳入了纪念医院应急响应策略中。据后续报道，LifeCare的死者中至少有9人体内被检出含有致命剂量的药物，这些人的死亡与纪念医院几名负责分诊决策的医生和护士有关。纪念医院被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几天后。（Dina Rudick/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纪念医院人员被撤离后的第二周，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收到了来自LifeCare的律师的报告。在之后一年多的调查中，41具尸体中21具体内被检出含有致命剂量的药物，调查人员收集了5万多页证据，4项指向Anna Pou和另两名护士二级谋杀的逮捕令。2006年7月17日Anna Pou在自己的家中被捕，当晚即被释放。第二天，司法部长Futi在CNN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该新闻发布会打破了初步调查纪念医院事件可能是安乐死报道。“这不是安乐死，”Foti强调说“这是简单明了的谋杀。”随后Anna Pou和她的律师团队在多个媒体平台上为自己辩护，将死亡归咎于飓风，声称自己一直在努力减轻患者的疼痛和折磨。2007年7月奥尔良行政区的大陪审团结束了秘密听证会，决定不予起诉Anna Pou，然而对此事件的关注和讨论却没有因此停止。LifeCare机构里被检出内体含有致命剂量药物的9名死者中的其中一位——Emmett Everett并没有签署D.N.R.指令，他也不是终末期患者。这位年仅61岁，重达172公斤的患者在LifeCare等待结肠造口手术，以缓解慢性肠梗阻。根据他的病历记录，尽管他在50岁时因一次罕见的脊髓中风成为截瘫患者，但他仍保持了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良好的幽默感，很少抱怨。被困在纪念医院七楼期间，他曾多次向他的护士呼吁：“不要让他们把我留下Emmett Everett（The Family of Emmett Everett）Anna Pou为多名重症及难以移动的患者注射致命药物并非她个人的决策。除了她之外，该院呼吸科医生Ewing Cook也是支持不撤离D.N.R.和重症患者的管理者之一。无法接受其做法的年轻黑人医生Bryant King曾多次就治疗方案与其对峙，在King看到医护给病人注射致命剂量药物时，他终于再也无法忍受：“我要离开这里，这太疯狂了。”随后抓起背包跳上了救援船。恶劣的环境、有限的资源、缺失的应急预案、效率低下的疏散以及不安的传言，人们疲惫、焦虑、恐慌，不得不做出超越医生权限的优先级评估，替患者做出“最好的决定”。有些医生自顾自离开，有些医生“仁慈杀死”病人……关于纪念医院在那五日里的全部细节，以及Anna Pou和其他医护为什么要“仁慈杀死”病人，可能永远不会被知道。但她关于灾难准备的论点——应该对医疗工作者在灾难期间的善意工作免于起诉。以及医疗的优先级，应首先考虑治疗和撤离哪些病人——更加值得关注。Anna Pou（Alex Brandon）距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已经过去了18年，Pou和她的律师起草了三份保护灾难中的医疗专业人员免受大多数法律诉讼的法案，这些法案都被全票通过。但如何在紧急情况下确定医疗服务优先级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杀死医生是否有权替患者决定生死？这涉及到伦理学中的一个概念——仁慈杀死（非自愿安乐死）。与仁慈助死（自愿安乐死）不同，后者的前提是当事人同意并强烈要求他人协助死亡，仁慈杀死则不需要获得当事人同意。仁慈杀死被认为直接违反了生命价值原则，因为无法获得当事人同意，由旁人对其生命的作用、价值和意义做出决定，这就为谋杀的辩护开了危险的先河。仁慈杀死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很多支持者，例如结束植物人、脑损伤、肾功能衰竭、心肺衰竭病人的生命。但由于担心授权政府或某些个人剥夺“无价值”、“无用处”、“不值得存活”之人生命的法律法规容易被滥用，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安乐死。在纪念医院的例子中，Pou医生的做法是否合理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在灾难情境中，医生没有更多时间详细评估每个患者的状况，比起将他们遗弃在黑暗中等待未知的暴行，为他们注射致命剂量的药物是合情理的做法。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人可以扮演上帝，在未经患者本人或医疗代理人允许的情况下决定他们的生死，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谋杀。纪念医院事件里放弃患者的医生更接近伦理学中另一个概念——听任死亡。听任死亡意味着不加任何医疗干预，听任晚期病患自然死亡。乍一看听任死亡仿佛比仁慈杀死更容易接受一些，因为医生似乎不必为执行主动促死后的愧疚和法律责任感到担心。事实上如果医生全都自顾自离开，仍然可能面临遗弃罪的指控。听任死亡在医学和法学界同样备受争议，它是否合理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在对签署D.N.R.指令的患者的最后抢救中，不做心肺复苏术的听任死亡即为合理的做法。而在另一些情况中，对患者的消极治疗又可能被认为是遗弃患者。反对听任死亡的人还认为即便是终末期患者，仍有可能存在“奇迹疗法”，不予积极治疗就有可能错过治愈机会。通常人们认为医学存在的本质在于挽救生命，而不是结束生命，所以应该尽力救治每一个患者到最后一刻。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听任死亡还是仁慈杀死都违背了医学存在本来的意义。而仁慈杀死同时又违背了医学伦理的关键支柱——知情同意。尽管如此，我仍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评论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人。灾难毕竟与普通情境不同，我不知道如果自己作为医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能坚持多久。也很难想象有医生愿意冒着谋杀的罪名恶意杀死与自己无冤无仇的患者。显然在那种情境中听任死亡、责任均摊的选择要容易得多。不过我也十分难过和遗憾，因为某些被仁慈杀死的病人是有机会在撤离中存活的。